“人家这种信息都不看的。”我说，“连我都不看。”

“反正你妈我也尽力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！我看你啊，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！”

她一边说着一边就回了厨房，只剩“就这样了”四个字的回声还荡漾在客厅。

一晚上母亲再没跟我说话，她没跟任何一个人说话，只正襟危坐在餐桌旁，阴着脸一个接一个地吃饺子，春节联欢晚会的笑料也和往年一样尴尬无力，一家人谁都笑不出来。

父亲小心观察着她的脸色，时不时看我一眼，还丢了几只饺子给脚下恭候多时的小狗，最后忍不住了，干干地笑两声，“又跟你妈吵架了？”

然而也和往常一样，家里的两位女士都不理他。

饭后我又画了一会儿画，很早就洗澡上床，把自己严丝合缝地裹在被子里，熬到快零点才发了一条微信给秦皖：“新年快乐。”

零点一到，手机就和窗外炸响的鞭炮一样叮叮当当地响了好一阵子才安静。

我像一颗蛋一样蜷缩在黑暗里，打开微信一条一条地翻看，和往年一样，五条里有三条都是重复的内容，点缀着一模一样的花里胡哨的表情和符号，只有最底下一条不一样，也只有四个字，“新年快乐。”

我还想说点什么，对面已经打了微信电话过来。

“你那里在打仗啊？吵死了！”

我不得不拿着手机从温暖的被窝里出来，一边穿衣服一边走到客厅去接电话，客厅面向黄河，反倒比卧室安静。

“在放鞭炮。”我说。

“市区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吗？”他一副兴师问罪的口吻。

“这里是郊区。”

“呦，豪宅喽？”他笑了，“戴兰说她刚在你们小区买了套房，等退休了就去和你妈做邻居？”

戴兰，我想起瑞金宾馆里那个一直不拿眼睛看人的短发女人，我不知道她和我母亲关系有这么好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妈没跟我说。”我压低声音，看一眼父母的卧室，和客厅一样漆黑一片，他们也睡了。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他的笑有回音，但四周没有电视的声音，也没有人声，应该是在空旷的室内。

“好啦，早点休息吧。”停顿几秒后他话锋一转，语气也变得严肃：“打电话就是跟你说一声，过好年早点回来，有事跟你讲。”

“好。”

那个年我过得很忐忑，仅次于高考前的除夕，和母亲的对话始终不冷不热，像鸡汤放凉了沁出一层油，温突突的堵在心里，除了“快出来吃饭！”就是“还不睡觉？”

我想我们那时的关系是最微妙的，像小狼崽在成年后，母狼会把她咬出家门一样，尽管在之后很多年的观察里，我发现“孩子长大了要独立”这件事对很多家庭而言并不是一件多严峻的事，我们都可以放松一点的，但那时的她可能比我更恐惧，因为她和我的父亲并没有多少托举我的力量，就像我们住的这套“豪宅”和她所谓的一些“关系”，都不过是撑门面的假把式，所以她才迫切地希望我能快速地、自然而然地成长为一个在社会上吃得开的人，尽管在我生命的前二十几年里，除了书本知识，什么都没有被教授过。

而北方的冬天也是冷峻的，阴霾的天空底下是萧瑟的枯树，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们都板着一张受惯了生活磋磨而麻木阴沉的脸，北风呼呼地吹，一切都和春天无关。

整个春节都没有人来我家做客，我们家族本来就人丁稀少，为数不多的几个亲戚也都因为我父亲的缘故，不来往了。

我尝试着联系了几个同学，但他们也都忙着考研或找工作，为了继续留在北上广深而各个心神不宁，备受煎熬。

我似乎没有再待在这里的必要，就提早启程回了上海。

宿舍没人，俐俐不过完元宵节是不会离开崇明的，我想她们当地的春节一定是热闹、质朴而笑容洋溢的，而我一个人在寝室，白天用电脑写毕业论文，投简历，晚上就裹在冻成硬板板的被子里，闻着枕头上潮湿的霉味看一些老掉牙的电影，却觉得比在家里安宁。

我实习的那家物流公司，很不幸，还没等到我毕业就倒闭了，原因是老板在外面养了个女人，头一昏要分一半家产给外室，这公司说白了就是一家夫妻老婆店，这么一折腾直接碎成渣。

“男人有钱就变坏。”

我发了这条微信给俐俐，还没等来她的回复，倒先等来了秦皖的催命符。

“回来了没有？”

“回来了，大年初四就回来了。”

“怎么不早说？”